。顾晓风说你不用操心这些，我公司里有食堂我都不在家做饭。白云说你一个人哪能叫个家，顶多叫房子。我去了你就不用在食堂吃饭了，大锅饭能有家里的好吃吗。白云说妈说让我跟你过去帮帮你呢。顾晓风说以后再说吧，趁这次有空我想好好为你做点事，不然我心里会过意不去。
白云说那你要有空就陪我去趟西北，看看我家当年下放时候的好朋友春花吧，我一直想去看看她。顾晓风说那我找哥儿们看谁熟悉那边的省长安排一下。白云说我就去看个朋友，你要那么兴师动众的我就不去了。
白云是在十三岁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父母被单位以支边的名义，发配到大西北的一个县里，后被县里安排到南庄，她是在南庄认识春花的。
白云一家离开北京的那天是1958年8月21日，农历七月初七，鹊桥相会的日子。前一年的七夕，白云还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放了一盆清水，当晚上大家都睡了的时候，她一个人坐在葡萄架下，等着天上的牛郎和织女在水里映出鹊桥相会的情景。那晚白云一会儿望望天，一会儿盯着盆里的水，结果等了很久，她在躺椅上睡着了，错过了牛郎织女的相会。因此，这年她早早想好要打起精神一定不让自己睡着，再错过鹊桥相会了。
可谁料到，人生无常，她得随父母离开从小长大的家，七夕这天她得在火车上，她又看不见鹊桥相会了。父母默默地收拾行李，只有奶奶对这个日子唠叨了一句“七不出八不进，怎么就不早不晚……”。
白云心里便涌起一种不祥之意，原本忐忑的心更加不安了。但是白云知道爸爸妈妈也没有决定去留的权力。
那天一早，亲戚们用自行车把白云一家人送到前门火车站，放下了一大堆行李之后便赶着去上班了。妈妈事先在家里已经给每个人分配好了各自要保管的行李。白云和父母在靠近城墙一侧的人行道上排着队，妈妈交待每个人都要保管好自己负责的行李。
白云跟在哥哥身后，用双脚护住自己背的大包，双手紧紧捏着两个小包的带子汗流浃背地和哥哥妹妹相互照应。等待进站的都是背着大包小包扛着棉被行李，甚至像白云家一样连脸盆茶缸也用网兜提着的旅，白云爸爸甚至还拿了一辆他的加重自行车。爸爸单位的负责人到队伍里确认了出发的人员名单，“你们要向边疆人民表达党中央的关怀，积极支援边疆建设。”
大家接受了指示，注意力都在大包小包的行李上，唯恐在忙乱中丢失了。爸爸妈妈对这次出行是否还能回来只字不提，白云兄妹跟在父母身后排着队。三叔已经在三月的时候去了北大荒，原本说会让他回原单位，却也不知到底什么时候。随着前面的人从行李包上纷纷起身背起行李，队伍像只刚刚睡醒的昆虫突然蠕动起来。父母也连忙跟着前面的人群把大包小包扛在身上，爸爸一肩扛着个装被子的大包一手扶着自行车，自行车的后座上也放了个大包袱。到了台阶，爸爸先把行李扛上去再下来斜着身子把自行车扛上去。白云扛起自己的背包，招呼弟妹跟着往前挤别走散了，哥哥走在最后面，不时招呼弟妹们，防着大家走散。进站的队伍突然向前涌去，白云一家在人群中紧张地跟着人流往前冲。好不容易挤出了检票闸，人群便一下子松动了向前跑去，母亲边跟着父亲往前跑边招呼孩子们跟紧，弟弟妹妹也疾跑着紧紧跟着大人。
站台上人们表情严肃，行色匆匆，像逃难的队伍一样。十三岁的白云和父母及十六岁的哥哥白杨，还有九岁的弟弟小明和五岁的妹妹小英，一家六口人，扛着大包小包，到了上车时却又要办自行车托运手续，一家人心急火燎地办完了手续再上车时，行李架已经没地方把所有行李放一起了。他们只好把行李东一件西一件地找地方放上去。好在火车上还有座位，服务员不时提着茶壶走来给大家倒热开水，这让白云感觉要比上车前好多了。她们经过一路颠簸，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又辗转坐了几次汽车才到了指定的县里。县里看了介绍信一时无处安置，正好有个村长来县里办事，便把她们安排到那个距县城六七里地的叫南庄的村里。
县政府给他们开了介绍信，还安排了一辆吉普车送她们到南庄。哥哥白杨把自行车和几个大行李包放在村长的毛驴车上，和村长一起一路颠簸着回了村。村长把远道而来的一家人安排在了一个土改时没收的院里，那院子一进门就看见西房边靠墙一大堆手指粗的黑色的柴禾高高地堆在那里。大门朝东，门廊里两旁也堆满了杂物。正面是一堵照壁，壁上用彩笔画的翠绿的迎松、一轮红日和白色的飞翔的仙鹤，却已在风雨中脱落成斑驳的旧迹。院子虽因久未人住而显得破落，却也难掩其旧时的精致。所有房门上的门神贴画都退色了，却还能辨得出些许威风凛凛的眼珠子或战马佩刀之类，仿佛依然在保持着门神最后的威严。
院里除了南面是院墙，其他三面都盖满了房子。两间各有一个大炕的东房被当场誊出来给她们住，所有房间方格窗户上的白色窗纸到处都是残破的窟窿。村里的人又把厨房誉出来，把一些杂物锁到北房里。北房门前的抱厦廊檐下有三边一尺余宽的木护栏，白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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